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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第四季度的工业品:主导行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怎么演化

Jack 2016-09-07 01:01:17 浏览量 : 680

摘要:供给端开始集中是必然要走的道路,所谓铁索连舟,而当供给端的收缩碰到需求端的刺激和低库存时,如同化学反应一样,价格的脉冲式波动开始出现。只要没有累库存的趋势出现,供应端的变化将是交易者首先要关注的主要矛盾。

作者:李建涛   来源:蛮族勇士李建涛

9月初第一商用车网公布:在2016年8月这个传统的“销售淡季”,国内重卡市场共约销售各类车辆4.95万辆,比去年同期的3.42万辆大幅增长45%。这个同比增幅,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增幅的最高值,环比来看数据好的简直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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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今年2月-7月的市场月销量都超过了去年同期,但一直没有达到2014年的水平。今年8月份市场销售4.95万辆,终于首次实现近三年以来的当月销量最高值,反映出整个行业目前仍处在快速复苏的通道上,让人们对接下来的“金九银十”和四季度的市场充满了期待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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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除了之前基数太低,今年地方政府基建和房地产发力之外,一件不得不提的大事就是,交通部和公安部8月18日发布的《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方案》刚刚开始实施,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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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的煤炭行业算是成功逆袭,这么老大难的行业今年居然都盈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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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底,我国钢铁行业退出产能2126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4500万吨的47%;煤炭行业退出产能9500多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2.5亿吨的38%,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全年任务。

而根据此前国家发改委会议,各地区必须在11月底前全面完成全年煤炭去产能任务,而且中央已派出10个督查组到地方督查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因此预计9月—11月间去产能将步入快车道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创22个月新高,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最明显的一次上升。此外,钢铁业PMI指数也居于50%以上的扩张空间,钢企效益逐步好转,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

中国城市里的老百姓也迎来了许久不见的蓝天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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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钢铁行业更是乖乖不得了,国企在煤炭钢铁行业占绝了大部分,而目前其中很多正在改制的关键阶段中,政府指令尤其通畅,在2015的股市失败后,这个巨大的任务变得只能通过政府层面介入市场来解决,而钢铁行业区域性高度集中,并且靠近天子脚下,你懂的,而环保因素在地方行政中的占比越来越严重,比如唐山在上个月的突发限产,地方政府面临的巨大压力的表现,就在上周末,唐山钢厂再度传出烧结机被限产50%的消息,而G20期间,维持维持杭州的晴朗天气,杭州300公里内的钢厂全部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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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今天的螺纹钢价格,臭咸鱼也能翻身,钢厂们幸福来的太快,都在偷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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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多空双方都在猜测,目前的价格到底有没有完全反映中国政府供给侧收缩的利好预期,还是已经超预期反应? 说到底还是在猜测中国政府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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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供给端改革不只是在中国,全球同样也在进行“供给端改革”,早在三年前,全球铁矿石已经完成了四大的整合,更不用说有色领域,嘉能可、托克、维多的控制力有多强

你看的没有错,这就是今年沪锌的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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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次G20峰会中,因为普京跟沙特王子简单会晤了一下,稍微撩了一下市场,结果市场瞬间就高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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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月份 中化国际宣布正式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Halcyon Agri Corportation limited, 在与中化国际旗下的GMG合并后,中化国际将掌握天然橡胶领域 12%的产能供应

今年8月份广东农垦旗下广垦橡胶集团与泰国泰华树胶公司正式签约,在经历在泰国马来多年的耕耘之后,到2016年包括泰华树胶为止,中国广垦在天然橡胶种植加工领域已经掌控了90万吨的产能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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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作为在供应端最繁杂最广泛的工业品之一:天然橡胶,80%的上游供应端已经被诗董、中化国际、海胶、广垦、云垦、宏曼丽、联谊等少数几家控制,更令人恐怖的在经历连续几年的价格下跌后,中间贸易商领域失血严重,而之前兴旺繁荣的利用大宗商品息差套利已经彻底绝迹。

在2016年上半年,国内某单家橡胶贸易商的海关复合橡胶进口量占比达到70%以上,而海外某单家橡胶加工供应商的种植加工产能达到250万吨以上,贸易端和供应端的高度集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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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改革:

供给端改革是全球左倾化的必然结果,2008年次贷危机本来应该是一次产能出清 降低金融杠杆的大好时机,但是全球各国采取的却是用更大的杠杆、更进一步货币宽松来覆盖问题化解掉危机,到了2015年之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已经证明了现有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效,之前无人看好的川普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到美国大选终极淘汰阶段,而英国果断退出欧盟,而法国勒庞家族领导的国民阵线目前也是一路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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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代的呼唤,普京之后,随着埃尔多安、***等政治强人的上台,全球左倾化日趋明显,既然普世和全球化的道路走到了头,那就各人各扫门前雪吧

在9月2号召开的G20新闻发布会上,朱财长表示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效,而中国希望财政政策起到更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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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美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财长雅各布·卢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扭曲的观点,朱财长进行了有力驳斥,朱认为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采取政策行动的。中国在钢铁、煤炭以及其他行业的去产能,既有明确的政策指导目标,又有政策措施支持

朱财长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最大,而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手段已经穷尽,以美国为例,它的赤字率高达10%,在没有财政手段的情况下,只能够使用货币政策,而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完全失效,只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量的印刷钞票刺激经济。

美联储有另外一个手段,就是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下调到负利率逼迫商业银行把资金使用出去,但效果如何?朱光耀指出,客观评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它在金融危机最高峰时发挥了作用,把西方国家从崩溃中挽救回来,但这种政策无法持续,所以就出现了货币政策效益递减,也出现了即使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降为负数,仍然不起作用。

这迫使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持有大量的现金,资金未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被大机构持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综合地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机构改革的政策。各国就此已经达成共识。他称,期待着G20领导人的批准,这将是G20杭州峰会公报的重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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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3日表示,中国今年首次将投资政策协调纳入G20议程,提出制订《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并提交峰会审批。这是全球首份关于投资政策制定的多边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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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9号4号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杭州G20将会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药方”

并表示中国有能力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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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8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

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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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我们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我们将继续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让全球政府首脑都头大的问题,在中国,那都不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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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发布公报:G20决定使用所有货币、财政和结构性工具。光靠货币措施无法实现平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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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的苦恼:货币政策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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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已经证明,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基于此衍生的非常规货币刺激实验已经完全失败,当年呼吸之间撼动全球的美联储现在陷在左右为难之间,只能玩加息预期,美国定期发布的非农数据一直在跟市场玩躲猫猫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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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美国最新非农数据公布后,高盛认为8月非农数据尽管不及预期,也达到了支持9月加息的程度。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认为,美国8月就业增速低于预期,但仍高于美联储对均衡水平的预期;预计美联储9月有55%的可能性会加息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必须在两年内回归2%-3%的水平,这也符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在2016年6月政策会议上给出的较长期利率预期,但是显然的,与目前市场预期相去甚远,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只有0.5%,按照市场预期,两年内能回到1%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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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分纠缠于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已经没有意义了

4.7%的失业率基本已逼近美国就业极限4.5%,1.6%的核心通胀水平已经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美联储今年以来冻结了名义加息,并努力维系汇率再平衡的局面,其主要顾忌是资产价格下跌的失控将把美国重新拖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螺旋,而并不是美国经济复苏不真实。过去的半年中,美联储对不确定性的关心远超经济过热风险,因为金融去杠杆风险和地缘去美国化风险均不可控,换句话,美联储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刺激实体经济和助长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犹疑不定,更不用说川普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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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美元liboer一直在持续上升,起到一定程度加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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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美元Libor利率上升仍是供需关系主导,从需求端来看,在今年年初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欧央行扩大QE购买量压低了日本和欧洲资产利率之后,日本和欧洲的金融机构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去增加海外相对高息资产的投资。美国的债券市场由于利率相对高于日本和欧洲,且市场体量足够大,流动性较高,进出自由,成为了日本和欧洲金融机构的首选。加上美国货币政策存在收紧倾向,美元处于偏强状态,在汇率层面,日本和欧洲金融机构如果选择美元资产,也不会太吃亏。日本和欧洲的金融机构对美元资产的强烈需求使得这些金融机构需要将日元和欧元与当地的银行换成美元。日本和欧洲当地的银行手上也没有那么多富裕的美元流动性,因此需要从市场上去融入,尤其是通过发行美元同业存单(CD)和票据(CP)来融资美元。因此,这些日资和欧资银行通过CD和CP融资美元的需求大幅上升。

从目前来看,这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还不会很快缓解,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从而存在着一种局部的“美元荒”。从7月1号到10月17号,还会有将近300billion 美元的外国银行发行的CD和CP到期,这些CD和CP将面临着不能够展期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推高Libor利率。Libor大幅上升的情况在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曾经出现过,当时是银行互相之间不信任,导致银行间的拆借难以成交,资金价格也因此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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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的是不管美国9月和12月加不加息,或者说本次G20峰会,全球各国是否在负利率问题上打成一致,原有的政策边际效果已经接近于无效,各类资产的波动性都会增加。

原因在于9月份各主要央行都有议息会议,包括9月8日欧央行、9月15日英国央行、9月21日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议息会议。从目前市场预期来看,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可能仍会延续甚至加码宽松,尤其是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讲话暗示可能会加码货币政策刺激。而8月份英国PMI数据和市场信心反弹后,英国央行可能暂时采取观望,但会维持QE购买。如果欧央行和日本央行进一步放松,即使美联储9月份保持不动,仍有可能推动美元走强。而本次G20峰会在全球协调上的共识和行动一致性也需要进一步观察。全球央行议息会议上的举措可能会导致9月份汇率和各类资产波动性加大

聚焦中国: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小平同志通过一场越战不仅奠定在党政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奠定了中国在亚洲的稳定政治军事环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向欧美送上了一份大大的投名状,欧美日马上投桃报李,将中国拉近了自己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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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基本上承接了全球的制造业转移的活,而前端的制造业的基础逐渐稳定,出口量大规模增加,终端产品的需求极速扩张,进而带动中国企业对产业链上游向上上游传导的原材料需求的增加。这是真实需求的增加其明显的特点是供给端是始终滞后的,而需求端是极速扩张的。但需求端的扩张会挤压产业的利润,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必定不是靠附加值来体现的。底端需求的扩张伴随着产能扩张,利润会比挤压以后降低,大量的资本会按照金字塔结构从底层逐步的往上挤压。产能会在几年后进入到扩张阶段,在把自己所在层的利润侵蚀掉以后,而资本会再继续的向上游不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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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后,凯恩斯主义的加强版里根主义横空出世,美国政府变成全世界的超级政府,美元升级为世界货币,美国国债向全世界发行,也就是向全世界借债。美国向全世界的穷国投资,以输出购买力。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纯粹的全球性纸币诞生,它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在全世界流通,为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以维持这个世界工业文明的运转。它的发行依赖于美国政府发行国债,而这些国债当然是由全世界一起购买,一起承担。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发行海量的国债,并以此输出海量的美元,补充全世界的购买力。人类自此正式进入了“纸币时代”,也就是“美元时代”,或者可以说是牙买加体系时代。

以美国为首,向穷国投资并输出购买力,这可是实打实的。投资投的并不只是钱,主要还是投入到产业建设之中。基础设施什么的都是其次,建工厂、建电厂、建矿场,才是最重要的投资。工厂建了起来,产业自然也就转移了。在这波产业大转移中,中国果断抛弃了苏联,实施改革开放,迎接欧美的产业迁移,并成为最大的赢家

在2015年之前,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实际上基本围绕中国需求来展开,从2000年开始,大宗商品跨时代的周期是随着中国的需求量作为需求端增量的产生而开启的。

但是凯恩斯主义存在理论上的上限,美国政府不可能无限制的向国民借钱。同样的,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加强版,里根主义也有着理论上的上限。美国政府同样不可能无限制的向全世界借钱。全世界的债务承受能力,总有到达顶点的那一刻。到了整个世界的债务泡沫庞大到没法偿还的时刻,当美国政府无法再印出美元来为全世界输出购买力,那就是末日。

1986年,美国国债规模为2万亿;1990年3万亿;1996年为5万亿;2002年为6万亿。到2008年,直接突破了10万亿。这个数额已经差不多接近极限,再借下去的后果难以预料。然而这个时刻已经是骑虎难下。美国政府只是稍微放松一下借款规模,就引发了金融海啸。美国的穷人买房,依赖美国政府提供的低息借款,这算是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的做法,一旦这种输入减少或者停止,地产市场就会崩塌,并由此蔓延开去,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大溃决。这种大恐怖让任何人都不敢直接面对,因此美国政府只能无奈的继续维持借债模式。2010年,美国国债规模达到14万亿;2014年,达到17万亿。这种规模已经令美国政府无法容忍,美国财政已经连国债利息都还不起了,再让国债规模膨胀下去,美国政府直接就要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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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11月,美联储宣布停止QE3。美国人不管不顾的,也要停止发行国债的脚步,也不愿意再承担为全球输出购买力的责任。纸币时代就此面临终结。而生产过剩与消费力不足的终极矛盾,就此浮出水面。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进入了避险模式之中。各国政府为了避免危机不遗余力

中国也毫无例外,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余波及随后的货币刺激政策,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过剩而需求不足,产能矛盾的问题才逐步的凸现,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与价格一路下行,这个时候各式各样内保外贷和融资盘产生。这些融资需求在2009年后进入到一个较疯狂的阶段,并且掩盖了真实需求放缓的迹象,导致表面上整体需求很好,上游供给端的投资在扩张。因为资金分辨不出金融需求与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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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需求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当美国的基准利率水平拉得很低时,中国资产价格的泡沫实际已经出现。导致国内的新兴经济体普遍的利率水平较高,且目前去泡沫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所以说因此由于资产价格和通胀水平,中国地货币政策跟美国为主的货币政策呈现出反向性的因素。美国的基准利率水平很低,但中国迫于通胀和资产价格的压力,迅速从降息阶段在2010年就调整到加息阶段。

人民币这一端资产的投资回报在那时更多是虚拟型资产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的资本向下不开放,大量商品为载体的贸易实际上充当了资本流动的载体。这些贸易环节从需求端上看成为了中间的蓄水池,当进入到正循环时,需求的繁荣带动大家对价格的预估,大家的价格预估加上在套利环境中商品的作用创造了很多虚假性需求,整个循环处于自我循环和自我催眠的过程。

。大部分如金属上游的矿产资源,就供给释放情况来看到2015年和2016年会是供给的高峰期,很多前期资本投入至今才进入产出阶段。但这时你会发现,所有大宗商品里周期的逻辑都相同,即供给端的扩张不但是滞后的而且是较盲目的,因为它对金融需求的理解并不到位,

一旦银行的政策收紧导致中间贸易商退出,人们就会重新评估需求与库存。自然会发现原有的供给过多,这实际上就是拐点产生的第一阶段,也是正反馈向负反馈的转折点。一旦有时间导致这个点触发出来,整个反馈过程会快速扭转。政策的变化、人民币和美金角色的转变会带来金融端需求的没落,市场会很快意识到仍在扩张的供给端会成为对大宗商品巨大压力,因为真实需求端的增量之前早已释放完毕。从10年到13、14年的过程中支撑价格的核心来自于金融需求端,这几年的扩张供给甚至超过了2007年的情况,最矛盾的阶段开始逐步出现。

当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累积下来的问题会快速的凸现出来。两个因素的叠加使负反馈的循环加剧——价格越跌,银行越收紧,人们的预期变坏,中间需求进一步萎缩。这几年的利润架构都建立在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上,而不是建立在实际需求端的大宗商品上。当需求利润消失时人们会发现真实利润已经很薄,一切将会呈现出连锁性的负循环——价格需求、需求价格,叠加供给,价格把企业代入负循环的过程因此产生。

这个时候新兴市场突然间从通胀转向通缩,货币政策开始向宽松政策调整。对于美国来说,货币政策的调整是为使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因为之前超常的低利率水平是非常态化的,加息是为把经济的活力刺激起来,而不是由于经济过热。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最重要的利差预期发生转向——新兴市场降息降准来保经济抗通缩,但美国开始强调加息与回归货币政策常态化,全球资本的流动开始发生倒转。这时负循环开始,由于人民币端的投资回报率被压得过低,资产价格被推得过高,人民币就必然会面临着利差产生的问题。资本流出的格局开始被逐步的放大,资本流出的影响施加在人民币的汇率上导致汇率收益开始消失,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逐步降低甚至开始转成降息预期,负反馈开始产生,负循环的几个核心要素也就产生了。人民币的贬值,资产端投资回报率的消失,资产端价格的过热都会导致循环的推动,套利资本开始流向美元资产,利差逐步缩小,基于大宗商品构建的虚假性的金融需求成立的条件一步步的消失,大宗商品从供给到需求端的传导会进一步传导到价格上,而价格的下降进一步作用于实际的需求,整个负循环开始进行。

中国靠财政基建发力实际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今年1-8月,发改委累计批复基建投资项目逾万亿元,7月、8月两个月又密集批复12个基建项目,总投资规模达2849亿元。这些项目基本都是交通基建项目,其中包括6个公路项目、2个高铁项目,以及洛阳、贵阳和成都等3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投资对各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基建项目批复速度加快,但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9%,回落到个位数增长水平,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预计,如果房地产投资不出现大幅下滑,下半年基建累计同比增速可能反弹至25%左右,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年底回到10%左右,大致与去年持平。基建投资拉动的边际效果在不断减弱

来自交通部的数据显示,下半年交通基建投资有多达上万亿元的投资空间待释放。1-7月,全国公路水路交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28亿元,但按照交通部计划,今年全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投资目标是1.8万亿元,这也就意味着仍有8000多亿元的投资将在未来几个月释放。此外今年铁路计划投资规模为8000亿元。 1-7月,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97亿元,但是目前完成规模尚不及目标额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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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分析师董德志在最新研报中计算,2014年和2015年,“基建投资/财政支出”比例大概在0.75左右。按此推算,如果2016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要能到20%(前7月增速18.7%),财政支出要到达21.3万亿,即2016年财政支出增速要有约19.5%(2015年财政支出增速13.2%)。由于财政收入增速(乐观估计6%-7%)远不及支出需要。这样估计2016年全年财政支出增速也就在8%到9%之间,超过10%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意味着从财政拉动基建的角度来看,公共财政支出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没有其他渠道补充(如PPP和国开行等),现有20%左右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无法维持,更别说财政发力继续往上了。国信证券因此认为,今年基建投资能否维持高速,还要看PPP项目的实施情况

“在减税、经济下行等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单靠政府资金的推动力量很有限,必须要靠PPP模式引入民间资本。”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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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期财政部向深改组提交关于专项建设债和棚改资金合理性运用的报告,深改组已要求国开行10月前提交棚改资金评估报告,同时要求审计署对专项建设债进行审计,此为今年支撑基建的重要杠杆工具全年计划发2万亿,上半年已发了1万亿,原计划7月发行但目前仍迟迟迟未发

央行将对定向国开发行的几万亿便利抵押贷款psl进行重新评估核审,预计8月信贷继续萎缩,至少没有增量。

中国可怕的房地产泡沫

8月17日上午,上海静安中兴社区N070202单元332-01-A、333-01-A地块正式出让,起拍价46亿元,吸引了18家房企及联合体前来竞价。最终由融信中国以总价110.1亿元竞得,溢价率139%,成交楼面价100315元/平方米,可售部分实际楼面价145896元/平方米。这条新闻传达的是无比冷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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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与14年末相比,深圳二手房价累计涨幅为66%,北京二手房价涨幅为48%,上海二手房价涨幅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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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普遍责备房地产商,并质疑地王的出现。但是请注意开发商本质上来说只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环而已,

如果商品价格涨解救了国企,完成了国企整合的的大战略,而地王的出现,不过是地方政府自救的手段而已,不然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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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周期中,房企融资渠道进一步升级换代,在各个环节如拿地、销售等均有融资产品的创新,据我们梳理,有以下模式:1、拿地环节的土地竞拍保证金融资、土地首付款配资;2、购房尾款、物业费等ABS融资创新;3、其他还有非标债权融资和民间借贷等,我们认为这些产品虽然有助于改善企业杠杆,但部分产品如拿地环节的杠杆配资等也蕴含并放大风险

1、“地王潮”下杠杆效应更为集中:大部分房企回归主流城市,核心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激化,造成本轮地王无论是规模还是溢价都远超前两轮;

2、部分中小型房企高成本土地占比偏高:此轮周期中,各个层级房企对于高成本土地皆有参与,但部分中小房企16 年上半年高成本土地占销售额比重偏高;

3、公司债助推房企扩张意愿:15年至今参与过地王项目的房企均发行了一定规模公司债,包括A股和内房股;

4、“资产荒”下被低估的房企表外融资:今年以来无风险收益率的持续下行,使得房地产对市场资金的吸引力不断上升,我们认为相当比重的资金(包括银行理财和险资等)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房地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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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动性供给目前也没什么问题,央行目前是增加资金供给成本,而非减少资金供给量。

央行已经迈入利率走廊制度,不可能出现流动性供给缺口。央行的目的是为了去债券市场杠杆,减少资金需求对央行的依赖,方法就是增加操作期限,增加资金成本,缓解债券市场在利率传导中的不作为,增加债券供给,顺带解决赤字问题,增加资金利率,继而增加资金风险偏好,从而对贷款再次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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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万国来杭 共商大计的大局下,央行不可能人为制造流动性风险,以此次资金流动性拐点出现但偏离度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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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货币政策框架基本是建立在弗里德曼货币理论之上,认为一切都是货币现象,特别是对于只有4年、8月或10年任期的政府和央行首脑来说,使用货币几乎是无法拒绝的选择:当通胀下行之时,需要进一步降息,刺激信贷、拉动总需求从而提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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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实与理论预测的结果南辕北辙。尽管全球主要央行进行了近四万亿美元的资产购买,通胀率距离他们的目标水平仍有相当的距离;尽管借贷成本处在历史低位,除了房地产之外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持续低迷;尽管存款利率低无可低,全球公司宁可在资产负债表上囤积将近15万亿美元的现金,也不愿投资,总需求扩张乏力。

从本质上说,当代货币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长周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口结构、债务周期以及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对于不同物品的价格波动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比如,通货膨胀究竟该如何定义?普通商品的需求受到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低增长的约束,而普通商品的供给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下不断扩张,使普通商品价格面临持续的通缩压力。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能产生现金流的物品,或者说资产几乎都不计入CPI。但资产价格的膨胀是有目共睹的。应对普通商品价格的低通胀,通过降息拉动资产价格是否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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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家们对于总需求的过度关注忽视了贫富分化。央行总是将收入再分配的责任归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及结构改革,但恐怕没有人能否认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你不能简单的假设富人和穷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曲线。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持续下降,央行是否有必要提供进一步刺激来提振总需求?

中央银行家们为了再通胀而进行的持续数年、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换来的是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低通胀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央行们释放的过剩流动性,以透支未来回报为代价,将许多资产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和普通大众被剥夺了储蓄的收入,而投机者、借债者乘上流动性的大潮狂欢,坐享财富膨胀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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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歇斯底里般的再通胀努力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金融压制同样蕴含着社会动荡的力量。毕竟,纸币决不等同于财富。向市场抛洒纸币也许最后能提升通胀预期、稀释债务,给予央行急需的加息空间。然而,试图通过印钱摆脱困境决不是通向繁荣的康庄大道。试图孤注一掷将债务货币化的尝试在过去以及未来最终都导致财富的毁灭。更重要的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决非投机者、不负责任的借贷者或是中央银行家们,而是勤奋、创新和生产率,而致力于此的人们应该因此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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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之前明确提出:一旦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问题,立刻就陷入到某种虚幻的总量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中: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政府开支,等等。由于脱离了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就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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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认为当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错误的,当代经济的最基本假设大伙都是理性人,人类能够对自己的行为的损益进行精确判断,还有一个基本模型是完全竞争哪个,无数一模一样的人,有一模一样的信息,这个跟米塞斯讲的一样,买卖一样的商品,在这两个错误前提下,无论逻辑多么完备,整个经济学大厦也是无源之水

到了今天,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崩溃的拉美、中国都已经证明了西方经济学的那套理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而索罗斯的老师波普认为一个社会必须不断自我彼我批评,包容错误,最终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金融市场,并获取了巨额财富

索罗斯强调整个金融市场完全符合一个物理学定理:测不准定理,就是说无论多么精密的试验,最不标准的就是试验者本人,观测者会对试验产生影响,所以无论怎么验也是测不准的

所谓主流经济学不过是靠历史数据模拟未来,甚至想从K线中窥破天机,对于危机,经济学部可能事先预警,但是索罗斯认为经济学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开放式经济学,在进步中纠正错误,毕竟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无法有完全的认知,人有缺点,就看不清金融市场走势,昨天看不清,今天也看不清,明天照样看不请,金融市场是绝对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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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对还好点,新兴国家中最脆弱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南非会随着这一轮资本的倒转被收割。对中国来说应当能够抵御一段时间资本倒转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中国新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没有在这几年出现,所以中国必然也会经历一个阶段的衰退,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性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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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出清的囚徒困境

在这个过程中,油价、汇率、大宗商品、真实需求、人民币、利差完整的被串在一起,这就是循环的逻辑。大的宏观环境已经创造了产业出清的条件,从微观面上看具体的出清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囚徒困境的产生,微观循环的产业出清一定是从底端开始的出清,真实需求开始消退,消退的过程中上上游的供给是最矛盾的,供给的矛盾在于对资本的依赖和对成本的动态调整,在上游运行过程保现金流和资本的问题远远大于生产问题,考虑这些因素在微观传导时的影响,产业出清过程中实际上市缺少中间环节的,也在考验资本的人性。微观产业链传导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四十多年前的美国在出清过程最后阶段一定会有一轮过程中绝大多数上游企业破产倒闭,能挺下来的只剩一两家,资本在此阶段开始介入收购,并购,重组,兼并,分拆,按照市场化出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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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供给端的自救,但这种自救往往很难成功,因为每家企业最终是为了使自身存货,有时不一定是保绝对的商品价格,有可能是保企业的现金流。这很容易使企业陷入螺旋状、有毒资产对资产负债表的传导过程,当一个有毒资产开始出现时,砍掉这个资产后就需要不停的砍掉其他资产,直到把企业完全砍死,否则自然负债表无法实现自救。因为资产越砍商品价格越下跌,越得砍剩余资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当然了也会有资本救市,但资本会发现这种救市只能救在半山腰,大的出清过程不是资本自身的力量能够抵挡的,能从真正意义上拯救他们的可能是类似08年的需求端变化,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国不会再犯08年的错误。当中国政府准备忍痛出清供给侧时,企业最后的一道信心被击垮,减产保价自救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企业只能短期的拖住价格不下跌,但改变大的趋势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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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非行政手段无效时,只有行政手段能用了

到底什么叫供给端改革?

一种简单的理解是就是用行政手段 强制性去产能,来达到供应与需求的平衡

这是最初理解的供给端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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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由于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新供给的创造和形成,前面已经将逻辑讲的太多,再次不再赘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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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专制手段强制性的将部分高度集中的产能封闭停产限产,这个时候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已经开始逐步激化,但是基于大局,中央的权威最终得以贯彻,因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债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迫切需要顶住房地产和商品的价格,来完成债务的拖延,来完成国企的布局,至少从数字来看,在工业品和房地产价格反弹的过程中,各大国企的推进计划有条不紊,至少比2015年的股灾好多了

但是你不要以为这就是供给端改革的全部内容,只是上半场而已,好戏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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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就是谁想砍掉自己身上的肉,即使是赘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信你拿把刀朝自己身上试试!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实际结果证明了在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所谓的市场化 所诞生民营和国营经济混合体,孕育出来的多是低端过剩产能,更多是依靠模仿仿制、靠破坏资源和人口红利来赚取一点微利而已,而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辆大车,已经完全无法再在原来的泥泞小路上驰骋,而原定的南下西进完全走不通,只能走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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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一定就完全市场化吗?

从上个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开始,无数亚洲拉美国家都在探索一条国家独立富强的道路,很多国家选择了模仿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东方的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设想一下,在一个完全市场化公开的市场上,却存在着一批高官贵族和红二代甚至太子党,掌握着强大的权柄,完全可以靠着祖荫的权利比别人获得更多的贷款、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低的价格,这样就造成低效率取代高效率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效果,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吗?那些鼓吹市场经济自由化的经济学家压根不知道什么叫堪透世情,所谓书生无用莫过于此

体制框架本身就具备强烈的掠夺性,只有进入体制内,才有掠夺的可能,当掠夺成为习惯,这个体制就很难打破自身循环,只能维持极少数人维持富足,没有创新,国民财富总数量没有增加,反而消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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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过的路其实欧美早就走过

在上上个世纪南北战争后,美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工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期。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1859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约为18.8亿多万美元,到1900年则达13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它的煤、钢产量是英国和德国的总和。

在此期间,美国的农业也获得大幅度增长。1870年总产值为24亿美元,1900年上升到了47.17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增长了4-5倍。美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继续保持着这种发展的强劲势头。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增长了1倍以上。钢产量1900年突破1000万吨大关,到1913年则达3100多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1%。这一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8%,比英国(14%)、德国(16%)、法国(6%)、日本(1%)四国工业生产量的总和还多。

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程度也越来越高,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融为一体。到20世纪初,美国已发展成为由极少数垄断资本家统治的托拉斯国家。结果造成严重的贫富鸿沟。1900年,仅占人口2%的最富裕的美国人拥有了60%的国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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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托拉斯出现了,托拉斯直译为商业信托(business trust,原意为托管财产所有权),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是指在同一商品领域中,通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合并以及托管等等形式,由控股公司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巨大企业来包容所有相关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托拉斯企业的内部企业可以对市场进行独占,并且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统一价格等等手段来使企业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而之后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卡特尔卡特尔 (cartel) 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集体行动的生产者,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卡特尔属于非法。垄断利益集团、垄断联盟、企业联合、同业联盟(Cartel)也称卡特尔,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生产或销售某一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在商品价格、产量和销售等方面订立协定而形成的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成员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性

卡特尔(Cartel)是一种正式的串谋行为,它能使一个竞争性市场变成一个垄断市场,属于寡头市场的一个特例。卡特尔以扩大整体利益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卡特尔内部将订立一系列的协议,来确定整个卡特尔的产量、产品价格,指定各企业的销售额及销售区域等

卡特尔在决策时就象一个垄断企业一样,根据整个卡特尔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和总成本曲线,使得MR=MC,确定出最优的总产量和相应的价格,然后在成员企业之间分配这个总产量,同时指令成员企业执行卡特尔制定的价格。而分配产量的原则与多工厂生产时企业分配产量的原则一样:使得每个成员企业的边际成本相等

同卡特尔相比,辛迪加较为稳定,存在的时间也较持久。辛迪加的参加者虽然在生产上和法律上还保持着独立性,但在商业上则已完全受制于总办事处,不能独立行动。在各参加者不能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它们要想随意脱离辛迪加,事实上也很困难。如果某一成员想要退出,必须花一笔资本去重新建立购销机构和重新安排与市场的联系,而且每每受到辛迪加的阻挠和排挤

辛迪加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当时在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辛迪加。德国的许多辛迪加是由卡特尔发展而来的。在1905年的 385个工业卡特尔中,约有200个已具有辛迪加性质。辛迪加在德国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也是明显的。1893年成立的莱茵-威斯特法伦采煤辛迪加,1909年在多特蒙德地区生产了8500万吨煤,而其他所有局外企业的生产量不过420万吨(只等于采煤辛迪加产量的4.9%);1913年1月,采煤辛迪加的产量占鲁尔地区全部产量的92.6%,占全德煤炭总产量的54%。在当时,钢铁辛迪加的生产在全国钢铁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上升到43~44%。

在法国的冶金、制糖、玻璃、造纸、石油、化学、纺织、采煤等工业部门中,也有很多辛迪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隆维商行,它生产了法国几乎全部的铸铁;制糖辛迪加几乎完全控制了法国的制糖市场;圣戈班玻璃总公司也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在奥地利,一些著名辛迪加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波希米亚的采煤辛迪加,占奥地利全部煤产量的90%;制砖辛迪加,年产值达4亿克朗(未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产值不过4000万克朗);石油辛迪加,占全国产量的40%。

在俄国,辛迪加是垄断组织的一种主要形式。俄国的重要工业企业大多掌握在不同国家的资本家手中,在生产上不易联合起来;但是由于政府大批订货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国内工业品价格大大提高,资本家在争夺订货数额和瓜分国内市场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辛迪加正是分配订货和瓜分市场的有利形式。这样,在商业上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便得到较大的发展。1886年俄国出现了铁钉、铁丝工业的辛迪加;20世纪初,在钢铁、采煤、采矿、机器制造部门中,相当大一部分企业都为辛迪加所控制。1904年建立的“煤炭公司”辛迪加,控制了顿巴斯煤区产量的75%。橡胶辛迪加几乎控制了全部橡胶的销售。制糖辛迪加垄断了全国90%以上的食糖生产。1912年建立的烟草辛迪加,控制了全国75%的烟草生产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历史规律的诡异在于必然导致必然,比如历代王朝的土地兼并一样,时间在变,故事却没有变,延续性毁灭无可避免

熊彼特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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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经济中没有如何企业可以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的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要处理过剩产能,必然要损害一方的产权。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就会破产倒闭,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在这一轮产业结构出清的最后阶段,供给端必须通过一场彻底洗牌把全球的供给和需求洗到均衡的状态,这时大宗商品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构建底部。

但是在这个最后阶段到来前,需求端不会变化,但是供应端却会高潮迭起,绝对价格的波动更多的要看供给端。看“供给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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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开始集中是必然要走的道路,所谓铁索连舟,而当供给端的收缩碰到需求端的刺激和低库存时,如同化学反应一样,价格的脉冲式波动开始出现。只要没有累库存的趋势出现,供应端的变化将是交易者首先要关注的主要矛盾

而工业品必然会因为供给端改革强度的不同而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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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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